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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為什么中央紅軍要進行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？
1933年下半年，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，自任總司令，準備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“圍剿”。他吸取過去失敗的教訓，強調實行所謂“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”的方針，對根據地實行經濟上嚴密封鎖，在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“堡壘主義”的新戰略。他首先以50萬兵力，于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。
這時，中央革命根據地主力紅軍有8萬多人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，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。他們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，只是搬用正規的陣地戰經驗。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“圍剿”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方針，主張“御敵于國門之外”。結果紅軍輾轉于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，陷入被動。在進攻遭受挫折后，他們又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“短促突擊”的戰術，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、堡壘戰，同敵人拼消耗。
當時出現過一次紅軍粉碎“圍剿”的有利機會。曾在上海堅持抗日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、蔣光鼐等公開宣布抗日反蔣，于1933年11月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（通稱福建人民政府）。此前，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，雙方簽定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。毛澤東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彭德懷等提出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，但博古等認為蔡廷鍇等的抗日反蔣行動是“欺騙群眾”，沒有采取直接支援第十九路軍的行動。結果，孤立無援的第十九路軍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。蔣介石在打敗了第十九路軍后完成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面包圍。
1934年1月，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。這次會議把“左”傾錯誤發展到了頂點。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，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（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），博古仍負總的責任。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斗爭將決定中國的“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”。當強大敵人進攻時，在土地問題上進一步推行“左”的政策，結果造成社會混亂。“左”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，就是紅軍在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戰爭中的失敗。
1934年4月中下旬，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。博古、李德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，決定調集紅軍主力，修筑工事堅守廣昌，并親赴前線指揮。經過18天血戰，部隊遭受重大傷亡，廣昌失守。此后，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，軍力、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。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，加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地區的“圍剿”，紅軍雖頑強抵抗，但節節失利，陷入困境，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“圍剿”已極少可能。5月，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，準備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，并將這一決定報告共產國際。不久，共產國際復電同意。
1934年9月上旬，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發動進攻，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。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.6萬多人，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，開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——長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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